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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多的“村霸”，又是如何炼成的？
2018-10-09 14: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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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蓬安：那么多的“村霸”，又是如何炼成的？
各级组织部门将涉黑涉恶村（社区）作为重点督导对象，截至目前，广东全省已立案查处涉黑涉恶村（社区）党组织书记39人，并全部完成撤换选配。（10月8日《人民网-人民日报》）
“春节”前的去年腊八节，中央给全国人民送上了一份“腊八节礼物”：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份《通知》中有一句话：明确要求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2017年1月，最高检下达任务，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
“扫黑除恶”不到一年，可谓硕果累累。仅以山东为例，9月26日齐鲁晚报《山东扫黑除恶:调整199名村党组书记 刑拘13000余人》一文，虽然暴露出山东“黑恶势力”猖獗的现状，但侧重点仍在于报道该省此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满满的“正能量”。
农村“涉黑涉恶”问题由来已久，一些基层组织负责人长期鱼肉乡亲，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昨天《风口浪尖上的刘强东：乡亲们现在怎么看"大强子"》一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帮助大家回忆30年前的农村情况。该文其中两小段内容如下：
两千年前，少年项羽看见乘船而过的秦始皇，跟旁边的伯父项梁说：“彼可取而代也。”吓出伯父一身冷汗，连忙捂住他的嘴。
两千年后，刘强东从小立志当村长，意图将村长、村支书们家里挂满屋檐的猪肉瓜分给乡亲们。
笔者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情况应该说比较熟悉，那么多的“村霸”究竟是如何炼成的？我认为，目前农村治安最大的问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消灭乡绅后，邻里纠纷只能靠政府，而政府又很难及时、有效处理所致。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办之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乡痞”失去了天敌，加之村干部也要忙着挣钱，“两委”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乡民中有名望的人又越来越少，因而“村霸”越来越多。
而“村霸”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一是靠“宗族势力”。中国乡村，自古就受宗族势力影响，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宗族势力就更为强大。而这些宗族势力的形成，主要围绕“祠堂文化”展开，一些人丁兴旺的宗族在当地就特别有势力，遇事一旦“抱团”，就占绝对优势。虽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一人一票”选举村委会主任，但“大家族”也肯定占尽便宜。这种合法的方式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往往会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成为“宗族势力”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人就更容易受到不公平对待。
二是靠“家族势力”。农村因为耕地、宅基地、水源、家禽家畜等鸡毛蒜皮的事，都容易引发邻里纠纷。此时，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调解，最终就只能看谁的“胳臂”更粗。而那些弟兄多，名声坏的，一般都会占据上风，村干部往往也让他们三分，老实巴交的乡民，就只能“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久而久之，这些“狠人”就会越来越狠，最终成为“村霸”。
三是靠“保护伞”。“村霸”们一般会寻求村、乡镇甚至县市级领导做靠山，然后就更容易成为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或一般村干部。一旦实现了“公权力”与“黑恶势力”苟合，他们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土霸王”，就可以肆意鱼肉乡亲、欺男霸女了。村民稍有不从，便拳脚相加。而对于多数青壮年外出打工的乡村，这些“村霸”便成为外来物种，失去了制衡力量，因此可以肆无忌惮。
我一直在阐明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每一个黑恶势力的背后，都有一把甚至多把“保护伞”。官方宣传铲除多少黑恶势力集团，多少涉黑人员，如果没有相应提到多少官员牵扯其中，这对于党和政府形象而言，基本上是负面新闻。
而此次“扫黑除恶”的最大战绩，无疑是一些地方清理了诸多“保护伞”。比如广东深挖涉黑"保护伞"查处724人，其中深圳市多名公安系统干警为暴力催债团伙充当“保护伞”，共21人被逮捕（含10名警务人员）；山东“辱母案”涉黑团伙一案，就查出16名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
不久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长郭声琨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把打“保护伞”作为下一步主攻方向。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里，会有更多村支书、村主任被查，他们背后的“保护伞”也只能“拼运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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